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家蚕养殖和丝织技艺的国家。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生桑蚕，并利用蚕丝织造丝绸织物。丝绸一直就是中国皇帝赠与他的邻国和属国的主要外交礼物，并且远在中国人开辟丝绸之路前就已经是外国人最为欣赏的奢侈品之一。

一  史前至商周

中国古代关于丝绸起源的记载很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黄帝元妃嫘祖始创种桑养蚕之术和马头娘的传说，现今一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蚕神崇拜的习俗。

考古界发现最早的桑蚕实证是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500年）出土的半个蚕茧，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此后，1958年在浙江省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2500年的绢片、丝线和丝带，（图2）1984年在河南省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约公元前3500年的丝麻纺织品，（图3）这两处遗址是南北方蚕丝制品的最早物证，说明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已开始生产丝绸。此外，各地还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表现蚕、蛹形象的刻画或雕刻，皆为中国先民早期桑蚕活动的见证。（图4）

商周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桑蚕业的发展，视桑蚕生产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行业，纺织技术快速提高。

从考古文物可以看出，当时贵族阶层的随葬玉器、青铜器上经常以丝绸包裹，来显示他们的身份等级和经济实力。殷墟妇好墓中，有50多件青铜礼器表面附有织物，其中约40件是丝织物。商代的甲骨文，有很多与蚕、桑、丝相关的文字和问询蚕事的卜辞，反映了纺织生产及其产品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图5、6）

至晚在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提花织机，丝绸的品种逐渐丰富，包括帛、绢、纱、锦、绫、罗、绮等，其中锦的出现代表了当时丝绸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丝绸史上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染色工艺已经较为发达，工艺程序较为完备，且形成了较丰富的染色谱系。《诗经》中，以蚕、桑、丝为题材的诗大量出现，涉及了种桑、采桑、养蚕、缫丝、纺织等蚕桑生产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西周王室腹地及周边地区纺织业的繁荣情况。（图7）

桑蚕丝绸业的发达，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礼记》记载：丝绸只能由王室成员使用。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冠服制度对五礼（吉、凶、宾、军、嘉）场合不同等级的人所着服饰的形制、色彩、图案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尚书·皋陶谟》中最早出现了关于“十二章”的记载，将天子与群臣的衣裳分为十二章纹样作装饰，以彰显天子的威仪。

这一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中亚大草原，到达了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欧洲的希腊、非洲的埃及。这条交通路线在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皆有记叙。早期的“丝绸之路横跨7000多公里，开辟了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为汉唐时期丝绸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图8）

二  秦汉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丝织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丝绸产量大幅度增加。

汉代的统治者以”农桑为本“，鼓励百姓种植桑麻，轻徭薄赋，这一政策复苏了汉代经济，使得家庭丝织业逐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蚕桑丝织产区明显扩大。秦汉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是主要的丝织品供应区。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四川成都地区的丝绸业得以发展，织锦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蜀之锦绣，妙绝天下“之美称；江南地区的丝绸业经过东吴政权和南朝政府的经营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江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区，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图9）

在丝绸技术方面，斜织机、卧机、多综多蹑机以及低花本提花机等新式织机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提高了丝绸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丰富了丝织物的种类。江苏、山东、成都等地均出土过刻有斜织机的画像石，这种织机较原始织机操作时更加便捷省力，结构灵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图10）三国曹魏时期的马钧在多综多蹑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简化，操作上更加便捷省力，为新花色品种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可看出，锦、罗、绮、轻纱、绉、縠、绸、绫、绢、刺绣等丝织品种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织锦，不仅结构复杂，而且纹样、色彩都极具表现力，反映了当时的提花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织锦、尼雅古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五星出东方大利中国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北朝时期出现平纹纬锦，标志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丝织物新特点。（图11、12、13）在艺术风格上，由于当时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以各种祥禽瑞兽、神仙灵异为主体的云气纹颇为流行，形成一种绮丽迷幻的仙境氛围。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继佛教思想传入等影响，丝绸纹样显示出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的特点。丝绸纹样中出现了来自中亚、西亚的各种动物、神祗与人物、植物等。在构图方式上，出现了全新的联珠纹样，特别是北朝后期逐渐增多的联珠动物纹样，成为隋和唐前期中国丝绸中最重要的装饰题材。（图14、15）

文献史料方面，发达的丝绸业对文字的影响从当时非常普及的西汉学童的识字读物《急就篇》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明确的反映。《急就篇》中，记录的丝织品名称有10多种，色彩的名称有20多种；《说文解字》中，”糸“旁的字共有267个，纺织品色彩的名称有39种。说明汉代丝绸业的发达与在民间的普及，以及染色后的丝绸已作为色谱的名称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图16）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问世，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科学著作之一，其中它对北方地区的蚕桑养殖技术和丝绸染色技术作了详尽描述。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 “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作为蚕丝织物的发源地，从史前到汉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以致罗马人称呼古代中国为“赛里斯”（Seres），出产谜一般的丝绸。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蚕种与丝绸生产技术开始外传，相继传播到西域、中亚和欧洲，为世界的蚕丝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图17）

三  隋唐

隋唐是开放华美的时代，有大气恢宏的法度，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信心、希望和热情。各民族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进一步融合，丝绸业也出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高潮。

由于隋唐时期官营丝绸生产机构的进一步增多，加之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使男耕女织成为基本的生产形式，丝织品的产量和丝绸产区的规模不断扩大。除传统的中原和巴蜀地区，随着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产区。此外，许多边远地区如陇西、岭南等地也有丝绸业的生产。

隋唐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具有明显提高，大体可分为织、染、绣三类。

织造品种的变化最为显著。根据出土实物分析，唐代已出现束综提花机，又叫花楼机。唐代丝绸织物中最重要的织锦，除沿用早期的平纹经锦外，斜纹纬锦大量出现。纬锦的确立与发展，不仅是织锦品种的重大变革，更标志着织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这一技术变革对后世提花织物的影响极其深刻。此外，双层锦、织金锦，缂丝、织成、红线毯、绫、罗、纱、縠等丝绸品种也各有发展。

唐代丝绸品种丰富的原因，除了织造技术的革新外，还在于后期的印染工艺。唐代的织造方法已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等，且技法都已相对成熟，印花和印金工艺也蓬勃发展。（图18、19、20）

刺绣主要用于衣裙帷幔等生活用品的装饰和佛像等宗教艺术品的绣制。主要绣法除了传统的锁绣法、平绣，出现了较为复杂的金银线刺绣。（图21）

在中西交融之中，中国丝绸纹样不断推陈出新，开创了灿烂奇丽的一代唐风，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大量西域风格的联珠纹样出现在中原丝织物上。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团窠宝花和“陵阳公样”。（图22）（图23）中唐时期，写实主义风格开始影响到丝绸艺术，折枝花鸟图案逐渐兴起，标志着中国装饰艺术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图24）

在文献史料方面，仅从唐诗中即可看到大量例证，体现了当时丝织业的发达状况。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王建的《织锦曲》等，都提及了众多丝织品的名称品种以及织染工艺的制作过程。蚕桑丝绸已逐渐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更成为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

唐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交通路线的发达密切相关的。大运河的开凿，勾连了南北交通的网络。“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有西域道、西藏道、永昌道三条路线，沿途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当时贸易的繁荣。另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承担起对外输送、流通的功能，丝绸产品通过东海和南海两条航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乃至由阿拉伯传播到欧洲。伴随着空前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促进了唐代先进的丝绸技术向世界范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国外的丝绸产品和技术（如波斯锦、西亚纬显花技术等）流入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丝绸技术的飞速发展。

四  宋元

宋代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使得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得到充分地物化，思想精致的光芒降临到物质之上，形成了宋代丝绸精雅的面貌。元代统治中国不足百年，但是它结束了宋、金、西夏分裂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元代丝绸的文化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点。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北方的“北绢”、“东绢”颇负盛名，曾被辽金强行索要。南宋以后，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逐渐衰落，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四川依靠传统优势，仍承担了大部分锦、绮等高档丝织品的生产。元代植棉纺织的广泛传播和迅猛发展也使得桑蚕业产区趋于集中。（图25）

宋元的官营织造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代表了当时丝绸生产的最高标准，集中了全国各地区的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此外，江南民间丝织业也有较大发展，杭州、平江（今苏州）、集庆（今南京）是民间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以丝织品为业的生产兼贸易集镇也逐渐兴盛起来，湖州的丝、嘉兴的绢已经闻名全国。

宋元的丝绸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养蚕至牵经、络纬、上机织造的技术体系。其中，发展较为典型的工艺是印花手绘和刺绣技术。丝绸直接印花与手绘工艺较为发达，有凸版印花和镂空版印花两种类型，手绘装饰流行一时，主要形式有线描、线描填彩和彩绘等；（图26）刺绣技艺在宋代更是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宋绣从针法上可分为平绣和钉线绣两大类，此外还有补绣等特殊绣种。著名的南宋古墓黄昇墓出土的绣品多样，是极珍贵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绣品，共十余种针法。生产工具已有脚踏缫车、高楼提花绫机、罗机等，为明清丝绸生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27、28）

宋元丝绸品种十分丰富。其一，织锦类产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纬锦已成为织锦的主要形式，辽式纬锦是其中的主流。织金技术被广泛应用，元代统治者游牧民族的审美好尚，特别喜爱将金线织入锦缎的织金锦，使织金锦成为元代最重要的丝绸品种。织金锦可分为两大类：纳石失和金段子。其中，纳石失数量较少，但档次更高，且织造者多有伊斯兰背景，几乎成为元代皇家丝绸的象征，（图29）而金段子更多地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其二，来自西域的缂丝传入内地后与宋朝盛行的书画之风结合，出现了沈子番、朱克柔等名家，发展出摹缂书画作品的缂丝艺术品，并向缂织帝王御容、佛像和服饰领域发展。其三，缎纹织物光滑、亮泽、柔软，备受推崇，而得到长足发展。此外，绫、绮类产品大量生产，纱、罗、绉类品种也备受推崇。

丝绸纹样中，植物类题材兴起，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样为主体的格局。几何纹样的诸多变化形式，也是历史少见的。最普遍的几何纹样为“琐文”，是宋式织锦的代表纹样。反映游牧民族狩猎活动的“春水秋山”纹样，则是体现了辽、金丝绸中鲜明的北方民族特点。元代的丝绸纹样繁密富丽，很多如帝王专用的双角五爪龙、八宝、吉祥纹样和满池娇等都对明清丝绸产生了重要影响。（图30）

宋元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涌现出一批关于蚕丝生产的专著，如宋代的陈旉《农书》、秦观《蚕书》和楼璹的《耕织图》、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图31）、薛景石《梓人遗制》（图32）和刘基《多能鄙事》等。其中，南宋楼璹的《耕织图》及其配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当时耕织生产的整个工艺过程，为研究宋代丝绸生产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图33）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北宋时期辽与西夏的掣肘，汉唐时期极盛一时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政府设立市舶司，管领海商，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国，都有商业往来，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元代重新开通了“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贸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大部分丝绸是通过海路输出的。中国的生丝与丝绸“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尤其对日本、朝鲜等国的丝绸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  明代

明朝建国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桑生产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丝绸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蚕丝业产区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川蜀地区是第二大桑蚕产区，主要是保宁府的阆中的蚕丝。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且相对集中在京城与江南地区。除去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缎匹。明代工匠管理分为官匠和民匠，实行轮班服役制度，后改为出银代役，逐步放宽对工匠的人身控制，促进了民间织染作坊与机户的发展。

明代丝绸技术由于其专业化的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栽桑、养蚕技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革新突破，缫丝中“出口干”、“出水干”技术已较为成熟且投入应用，织造工艺相对完备。我们可从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方面，明代文献记载丰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明代科技著作中可以看到较为详尽的对丝绸技术的记载。另一方面，大量工艺精湛、品种齐全的考古出土，尤其以明定陵大量丝织物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表明明代丝织业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34）

明代丝绸产品种类繁多，不断推陈出新。其一，缎织物盛行，深受人们喜爱。明清时，一般裱画时所说的“裱绫”，有不少正是五枚暗花缎，如明代湖州双林镇倪家以织绫著称，所织倪绫“龙眼突起有光泽”，是一种朝廷奏本的专用裱绫。其二，妆花工艺是明代丝织技术的重要进步，主要用于高档织物上，是明代丝织品的一大特色。妆花织物除可织入金线外，还可将珍贵的孔雀羽毛捻线后织入。（图35）其三，绒类产品的问世是明代丝绸技术的重要成就之一。主要有素绒、剪绒（漳绒）、抹绒和缎绒等，是明代丝绸中十分昂贵的产品。其四，缂丝和刺绣工艺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用品的代表如明定陵出土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纹衮服”。（图36）艺术性极高的缂丝作品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梅花绶带图》，（图37）艺术性刺绣当以上海露香园的顾绣为代表。（图38）明代缂丝与刺绣中绘画作品的流行，说明艺术对工艺的渗透和影响已越来越明显了。

明代丝绸图案一方面代表着严苛的等级意义，是封建礼制的载物。服饰的纹样和色彩必须遵照礼制程式，属于国家服饰礼制的丝绸纹样，有皇族的龙纹、十二章，属于高官近臣的蟒袍、飞鱼与斗牛，文武百官的麒麟、白泽。另一方面，明代晚期民间丝绸图案迎合趋吉纳福的心理需求，具有较浓的民俗色彩，寓意吉祥的纹样十分流行，反映了明代社会市井文化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世俗化的倾向。（图39）

明代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为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的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欧洲和美洲，促进了世界各地蚕桑丝绸业的发展。

六  清代

清代康熙年间，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丝绸生产得以恢复和迅速发展。康熙皇帝命焦秉贞仿南宋楼璹《耕织图》绘制新图，并亲自写序题诗，称为《御制耕织图》，（图40）强调桑蚕生产的重要性。

清代的桑蚕技术基本沿袭明代，但也有所发展，相关技术著作较多。“湖丝”在缫丝生产中依然一枝独秀，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产自湖州南浔的“辑里湖丝”。

朝廷改革赋税制度，废除匠役制度，提高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促进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同时，缩小官营织造的规模，除北京外，仅设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俗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制造重镇，产品种类繁多，内销市场繁荣。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丝织品在明代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了一定的地方特色。其一，织锦、妆花是江南三地织造局的重要产品。最著名的当属云锦和宋锦，都在明代基础上有了飞跃发展。云锦产自南京，是清代的高档丝绸产品，包括库缎、织金、织锦和妆花四个大类，在品种设计和织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宋锦产自苏州，不同于云锦的是，较多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织锦的技艺特点。其二，缎类产品品种繁多，可居清代丝织品各类别之首。纱、罗、绫、绢、绸、绒类产品都各具特色。其中，浙江嘉兴濮院、湖州双林都以产绫著称。其三，刺绣、缂丝等工艺也得到相应发展，至19世纪中叶，随着刺绣商品的活跃流通，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绣，其中声誉最高的是京绣、粤绣、苏绣、蜀绣和湘绣，后四种有“四大名绣”之称。（图41、42）

清代丝绸纹样，在构图布局、造型设计、润色方法等形式上都继承和吸收了明代丝绸纹样的精髓，但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造型柔细、色彩丰富、布局满密、追求写实效果等等。纹样题材则延续反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吉祥图案，西方洛可可风格对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带来一定影响，但范围仅局限在宫廷等上层社会。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初厉行海禁，康熙时期一度放宽，但后来又加强了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相继在华兴办工矿企业。外资或合资丝厂的建立是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模式，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丝绸企业，为中国丝绸业的全面近代化准备了条件。1860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开办的机器缫丝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缫丝企业。华侨商人陈启沅1872年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丝绸工业的先河。1897年清代杭州太守林启创办了蚕学馆，这是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以丝绸为专业的高等学府。

七  民国至现代

随着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有些手工行业在机器制造工业的竞争下日渐衰落，有些行业成功向机器制造转化，而那些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在自然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特殊手工技艺，则依旧保持传统的轨道。

具体在丝织行业中，科技的进步、机械化的应用是近现代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人造丝开始被引进到丝织品的生产之中，原料的多样性促进了丝绸产品的不断创新。缫丝生产从坐缫机、立缫机发展到自动缫丝机；丝织生产中，织机也从铁木织机、有梭织机发展到无梭织机；丝绸印染方面，从传统的“一缸二棒”手工操作发展到机电一体化印染机械，在工艺上也不断改进提高，大幅度提升了丝绸产品的染色质量和印花方法。自清末缫丝厂纷纷成立后，1911年杭州创办了第一家丝织厂--振新绸厂；同时近代绢纺厂和丝绸印染厂也先后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出现，丝绸印染厂的重要性逐渐增加。1949年以后，丝绸行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在历经风波后逐渐回暖，市场需求开始转旺。

为了改善蚕丝的品种，蚕区掀起了蚕种改良运动。至20世纪50年代，桑蚕主要产区集中在江苏、浙江以及四川、广东等省；60年代以后，蚕区规模有所扩大，山东省也逐渐成为重要产区。辽宁则是中国柞蚕茧和柞丝绸的主要产地。

推动中国近代丝绸业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各地桑蚕学校、染织工业教育的兴起。毕业于浙江工业学堂的都锦生开发了中国第一幅像景织物，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产业。中国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陈之佛1915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1917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图案教科书。在蔡元培的亲自过问下，1928年在杭州成立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设图案科。这些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们为中国丝绸业机械的国产化进程以及丝绸图案设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一批新式丝绸企业的兴建和近代蚕丝绸教育的兴起，以及丝织技术的引用和应用，人造丝、厂丝的使用等，中国丝织物品种得到极大的丰富、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丝织品的分类、定名和编号做出统一规定，将绸缎产品划分为十四大类。真丝产品、人造丝产品和合纤产品的品种结构在建国以来的数十年中不断变化，总的来说，人造丝产品的比例趋于下降；合纤产品在70年代起步后其重要性不断增加，生产量在丝绸产品中占据首位。（图43）

丝绸作为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面向东南亚、日本、印度、美国、欧洲和中东地区等。出口产品结构则经历了以生丝等原料性出口向服装制品等成品类出口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初丝绸出口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丝绸花样风格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优秀的传统得到继承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蚕丝的优越性能，不仅造就了富有光泽、色彩鲜艳的名贵织物；也以其光滑、柔韧的特点应用在古琴等古代乐器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审美偏好；并且作为中国传统书画的基本材料被长期使用。因其久远的历史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家蚕的基因已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的绢丝，除了在衣料领域发挥其优质的纤维功能外，还通过各种化学或物理上的处理方法，开发出各种新的功能性材料，拓宽了蚕丝的新用途。例如，从食品方面，开发了丝素粉、丝精、蚕丝保健产品；医疗领域方面，研发出接骨材料、手术缝线、人造血管等；在工业领域，丝素膜还可用于加工隐形眼镜；在化妆品领域，可用于粉底材料、护发产品等等。

自21世纪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启动，与丝绸相关的77个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众多坚守传统丝绸行业的老人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人们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丝绸。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曾使世界为之兴叹的中国丝绸，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诞生，见证了各朝代的荣辱兴衰，也必将共同迎来新中国21世纪的璀璨未来。